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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对年老的人，坐了一夜火车，出现在我面前时，长途的劳顿和内心的折磨使他们显得疲乏。他们请求我一定要帮助他们，找到断绝消息的女儿。并且告诉我，他们的女儿就在这个镇里的一个村庄，他们还说出了村庄的名字。我知道那个村庄，离我常去散步的河南岸二里的地方。那里生长的树木，来回奔跑的狗，孩童，徒手行走或背扛锄镐的人我因时常看见，熟埝的闭眼就是一副动态的影像。但我不知道，这个几百人的村庄里，有一个叫她的父母牵挂了八年的女人。他们说出这宗事情之前，我对此一无所知。 于我而言，我觉得，是惊异的。我预料到这件具体的事情的棘手。为了让我不怀疑他们所述的真实，那个我没见过面的女人的父亲，俯身里取出包里一张折叠的纸，展开，递给我。我接过来那张红色条纹的信笺，也许是翻折频繁，边缘和折痕已经破损，似水洇过的褶皱的纸面，书写着一九九八年的字迹。他女儿发誓今后不论生死，与父母没有关联。在信纸底角，还有两种笔体的签字，一种是他女儿的，毫无疑问，剩下一种是带走他女儿的人的。 那两个老人叫我的不足挂齿的头衔，重复着，恳求我。他们说，前几天镇里的派出所给他们打电话，他女儿半夜到派出所去求救。当时，她衣衫不整，惊恐万状。我看见她的血了，她母亲说，从她的骨头里出来的血，心脏里出来的血。老人急切，悲伤的神态，让我突然觉得了自己的作用。我意识到我从一个单一的个体，变成一种具有强大的，可供他人依赖和支撑力量。于是暗地里，我为适才盘算找出退避推脱的籍口而惭愧。这种罪孽感叫我别无选择，只好以行动来掩盖羞与见人的自私。 镇里至要去的村庄，有四华里的路。我走到镇头，打了一辆出租车，坐在掉头向南行驶的车里，温暖的三月阳光遍布四野，瘦弱的河水粼粼闪耀，隔年的稻茬在空荡的土地里整齐的排列。一块田里的柳树枝条颜色青黛，但是路旁的粗壮杨树，还不理会春风向它发出的信号。缓慢的车速让我得以细致观赏早春的风景，但我心里，又是忐忑不安的。年轻的司机目视前方，转动手中的方向盘，问我去找谁。我告诉了他一个男人的名字，他立即讪笑起来，那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。他说，我知道他住哪儿。 进了村庄，出租车在一条小巷拐角处的房子前停下。我下了车，依着司机指点的走过去。我看到的是，大门敞开，院子里凌乱不堪的散落着一些东西。院墙坍塌，或者歪倒，满地猪粪和污物，叫人不知朝哪里放下抬起的脚。这时我望见了紧锁的房门，便退了出来。适逢有人经过，我上前打了招呼，询问。原来那个叫做军的女人当天搬家，搬到村外废弃的学校里住。原因是房子的主人要她腾出房子。 我又驱车赶到学校，早些年书声朗朗的学校现在一片寂静，花坛的荒草保持着夏天时旺盛的样子。学校的铁门还完好，一半朝里开，一半朝外开，泥泞的沙地上有新鲜的车轮印。我顺着一条红砖铺垫的小路，沿着教室的墙根，向一扇开门的地方走去。那里有几个人在干活，我猜想，我要找的人就应当是他们中的一个。 屋子里光线混沌，我站在地中央，感觉眼前人影绰绰。几个男人放下手里的锯子，斧头，一齐审视我。足有几秒钟，我才分辨出来，他们看我时眼中含着的东西。我不仅惊慌了一下，但极快的镇定下来。我扫视了一下屋子，两只破烂木箱贴着西墙壁，炕上堆放乱七八糟的肮脏被褥。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，抱着她妈妈的腿，脑袋从后面探出来，怯怯地观察我这个不请自来的人。外屋两个男人在厨房生火，呛人的青烟一缕缕缭绕，钻入鼻息－－有人用铲子撮和好的黄泥，往裂缝的锅台上抹。 我想我尽快的将事情办妥，按照事先的设想，我找了一个堂皇的理由，说服军的男人，向他保证，他的女人不会有事。接下来我又说服了叫做军的女人，带她跟我出门。其实事情并不是我现在描述的这么稀松平常，在当时，我生怕哪句话说错，遭来灾祸。 军抱着孩子上车，车子启动的时候，小声地问我，为什么找她，还要带到镇里。我含混地答道，到地方就明白了。她就委身坐好，抱紧孩子，不再和我说什么。 正午的阳光，温度炽烈，我穿着灯心绒棉袄的后背有些出汗，摇下半截车窗，吹起的风让我凉爽了许多，头脑也清晰许多。为了打消军的紧张，我和她说话，她讲完那天去派出所经过的时候，我们回到了镇里。 我想，今生我再也无法忘记，军和她父母见面的情景。我把她带上楼，掏出钥匙，扭开门锁，军的父母闻声站起身，军进门的刹那，她是震惊了。她看到白发的父母，呆呆发楞。然后低低地呻吟了一声。她的母亲，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的母亲，颤抖着，一把抓住军的手，眼泪长流。她抚摸女儿的肩膀，脸庞，压抑的呜咽。军也是，说了一句：妈，我要跟你回家。我此时才注意眼前可怜，不幸的女人－－衣着不整，头发蓬乱，她的手指，如果白皙细腻的话，应当很漂亮。她精神倦怠，紧挨着母亲，流露出一种恍惚，呆滞的表情。一旁的军的父亲，揽过瞪圆眼珠的小女孩，拿出背包里的食物，统统塞在她怀里。小女孩忘了对陌生的外祖父的害怕，大口吞吃。 军的母亲情绪激动，要立即带女儿走。我阻止她，我不想说我那时的理智，说即使这桩婚姻不受法律的保护和制约，也不好莽撞草率。那种情况下的理智，现在我已经全然消失。因为我日常中是个糊里糊涂的人。我只记得又叫了一辆车，陪同他们一起去见那个比军大十几岁的男人。 后来我走出了那个空荡荡的，旷敞的大院，这次我不是躲避，是我临时有了其他事情，不得不提早退场。离开旧学校之前，我将那个男人叫到一旁，叮嘱他别做蠢事。虽然他答应了，但在下午，我离开之后，他还是采取了及其粗暴的方式，做了愚蠢的事情。 傍晚时候，我一个人守在屋子里，不愿做事，也不愿看书。我似乎还陷在一种悲怆里不能自拔。落日的光芒撒在山坡，山坡的背部投射出巨大的阴影。成片的矮小植物，像是山体生长出杂乱的毛发，一棵毗邻一棵。它们在这个王国里相互依存，也相互戕害。争夺必要的生存条件：阳光，空气，雨水和土地的养分。这些无意识的生命，就像无法认识的我自己，我所依附的这个嘈闹，矛盾的世界。也或许是，原本简洁纯朴的物事本质，被我的混乱不堪的思维搞得复杂。 我在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里绕圈子，直到被一阵临近的脚步声打断。军的母亲进来，伤心的跟我说，她走不出这里了。下午男人不同意她带走军，把他们锁在阴冷的空房子里。她找个借口，偷跑出来报案，派出所去解除了他们的危险。她坚持带军回家，但军的孩子是麻烦，她不乐意一同带走孩子。她要给军治病，她对我说，你看到了，军已经傻了，那孩子从前很聪明，还有一份不错的工作。我没有太多的钱，她愁苦地说，负担不起更多。我劝她退一步，她不肯。我就决心戳她的疼处，我知道我这么做残忍，但我还是这么做了。我说你若抛下那个孩子，军有一天也会和你们两个一样，千里迢迢寻骨肉。老人就不再说话，缄默。我也缄默着，开灯。黑暗的房间顿时明亮。 夜晚降临北方一个穷困的小镇。它没有任何奇特之处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一样，睡觉，吃饭，休息，劳作。这里的生老病死，喜怒哀乐，平静地淹没在永恒的时间长河之中。没有谁在意，小镇里偶然或连续发生的事件。即使是我－－－一个身临其境的人，也没有本事将一切都完整的记录下来。但我能够确定的是，二千零六年三月的一天，我目睹了一场爱与恨的纠缠。它给我的报酬，是听着夜里的风声失眠。在夜鸮近乎凄厉的叫声中，我洞析了苍穹之下的隐秘。 第二天一早，军的母亲再次来敲我的门。她说她要走了。女儿和孩子一起带走。她流泪，跟我说好多的话，我不知道怎么样安慰她。我抄给她电话号码，她小心的折好，揣在衣兜。临出门时，她忽然想起，要我留意孩子户口的事情。我应允了。她留给我一个真实的笑容，也是我在短暂时间里见到的，她惟一的一个笑容。我因此得到一份伤感的快乐。 叫做军的女人随父母走了，不言不语告别了这个窘困的小镇。她等不及这场春雨，等不及春雨之后，这块潮湿的土地里复活 窦 贤作家柏原从南方一回到兰州，就打电话问我：“最近写了什么？”这让我感到一股从南方而至的春天般的温暖。但一明白他问话的内容，我就支吾半天也不直接回答他。我确实没有办法回答他，因为我好长一段时间也没有写什么东西。柏原老师是个聪明人，见我没有正面回答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就开始鼓励我：应该写点东西，最好写小说。并且开始给我讲课：短篇小说写的是感觉，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，长篇小说写的是历史……讲到最后，柏原老师还要问一句：“是不是这样？”第一次我还回答他是这样是这样。第二年再次从南方回来又打电话问我写什么时，我就直接回答他：没有写什么。我说：柏原老师呵，你写的那些东西就像一把沙子，现在扔进黄河里过几年再捞起来看时，说不定还有几粒砂金闪闪发光！而我写的那些东西呢，就像一把黄土，扔进黄河就再也无影无踪了。电话那头半天没有了声音。我就有些后悔不该给柏原老师说实话。但那时我确实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写什么东西了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，有几个人没有做过文学梦，但又有几个人坚持了下来。当我怀揣几叠在学校写的诗稿，离开校园，只身在中国的西部漂泊时，那些诗稿就成为我生存的全部信念。而漫漫地，这种信念在一年一度苍茫戈壁的浩浩漠风中褪色。几年后的一个秋天，当大漠中的沙枣树在一树红叶中缀满一串串繁密的金色沙枣时，在甘肃河西走廊一个叫平原堡的小镇中，我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并将自己的身躯安放在两间土坯房中。土坯房曾经是地质队的废弃的大食堂，在荒芜多年之后，被稍事收拾，就隔断成几间住房。但这简陋的土坯房在那时却给了我安静和温暖。至于那几叠诗稿，在一个个月色朦胧的夜晚，随漠风而去，飘逝在茫茫戈壁浩浩大漠的深处。慢慢地，生活由安静而至于寂寞，由温暖而至于躁动。写作的冲动徘徊于胸。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沉淀，那些诗句已经离我远去。其时我正生活在一群地质人中，地质人的漂泊生活似乎正暗合了我心中的那搁置起来的漂泊情结。我开始走进他们的生活。我开始叙述他们的生活。我对他们生活的了解其实是很表象的，只不过他们的那种生活方式在我的内心深处充满诱惑。在西部，在祁连雪域，在戈壁滩头，在大漠深处，漂泊的只是他们的身影，但他们的身影能够给我寂寞的心灵以温热的慰藉。这或许就是我写出的那一篇篇散文的动因。在空旷的河西走廊的一个小镇的一个个寂寞的夜晚，我似乎在安慰自己的心灵般地写着一篇篇散文，这些散文中，有遥远的绿洲，有大漠浩浩月，有戈壁豪唱，有隐秘的楼兰，有阳关的光芒，有岩画上的牧歌，有敦煌高地的月光，有独步西域的足印……十多年后，当我离开河西走廊戈壁滩头大漠深处无边无际的阳光，离开掠过雪峰飘荡杨柳枝间遥远的豪唱，离开依然回响在岩画的的牧歌依然流泻在敦煌高地上的月光，落脚在黄河流过的一座城市。在城市喧哗的旅行中，或是在城市灯红酒绿的诱惑中，写作不可能成为人生中唯一的选择。那些曾经让我的灵魂躁动又让我的灵魂安静的写作，也已经远离了我的生活，或者说已经远离了我的灵魂。在城市生活的几年后，当我又一次回到河西走廊祁连山中一个地质小分队的住地时，在一顶帐篷中遇见几个青年，他们当中的一个说知道我，并拿出一个剪贴本递给我看。那个本子里剪贴的几乎全部是我在河西走廊时写的的散文。我一页一页地翻看着剪贴本，那一行行的字符好象是我过去的影子，一行行地在我眼前跳动。当我把剪贴本还给那位青年时，他说了句：“谢谢你。是你的这些文章让我在野外生活中，度过了好多个孤独寂寞的夜晚！”我没有说话，也没有问他的名字，只是握了握他的手，就急忙出了帐篷。我独自一人爬上一面山坡，看夕阳余晖溶化远处山峰的积雪，心里默默地回忆着那些已经被自己遗忘多年的文字，一股暖意袭过心灵，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在这个城市的又一个阴沉沉冬天，我去一个图片社办完事刚要出门的时候，碰见了一个曾经在地质队工作过的熟人，我们打了招呼就各自离开了。我还没有走几步那位熟人就追了回来，说他爱人要见我。我正莫名其妙时，他爱人已经过来伸手问好。熟人的爱人看上去五十岁左右，说话大嗓门。她说早就知道我，就是没有见过面，刚才听她爱人说了我的名字，就追了回来。她说道这里象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问道：你就是写散文的那个某某吧。我点头。她接着说，我读过你几十篇散文，象《遥远的绿洲》，《又是大漠浩浩月》，《最爱戈壁豪唱》，《阳关的光芒》，《岩画上的牧歌》，《敦煌高地的月光》。她说着这些文章的篇名似乎觉得还不尽兴，就又开始背诵起文段来。她似乎已经忘记了我的存在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是在这个寒冷的北方城市的一条街头。我从她的目光中似乎看见她正沉浸在过去的时光。她告诉我，她也曾经是一名地质队员，经常从报纸上看到我写的关于地质生活散文。在野外的寂寞时光里，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干，就读这些散文，时间长了，有些段落就已经能背下来了。她说：要是没有这些散文，真不知道自己的野外生活会是什么样子。和她告别时，我有些不知所措。长时间地伫立在一个北方城市的一条街头寒冷的风中，望着一个老地质队员远去的的身影，我的灵魂感到了一股温暖。
